国际环境法理事会(ICEL)执行主席、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前秘书长约翰·斯坎伦(John E.Scanlon AO)分享了他近日新发表的题为《全球打击环境犯罪协议可能呈现的框架》(Here is what a global agreement on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rimes could look like)的文章。该文是一篇全球环境治理的观察佳作,引人深思。应授权,“海洋与湿地”小编现将文章内容翻译如下,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请注意: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仅供“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读者参考。)
全球打击环境犯罪协议可能呈现的框架
作者:约翰·斯坎伦(John E Scanlon AO)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UNTOC)及其议定书或许未能达到我们期望的理想水平,但平心而论,许多多边环境协定也存在类似问题。然而,时至今日,谁会认为国际社会通过这些公约是个错误——谁会质疑我们不需要关于跨国有组织犯罪(TOC)或人口贩运的全球条约?
我们需要这些条约。它们树立了标杆。这些犯罪是不道德的、破坏性的、令人憎恶的,必须被制止。
到2025年,跨国环境犯罪也应得到同样的对待。
五年前,“终结野生动植物犯罪全球倡议”(GIEWC)在英国上议院启动,其核心目标是推动一项新的全球协议,以UNTOC议定书的形式预防和打击野生动植物贩运。如今,该倡议已发展壮大,拥有45个国际支持组织。
关于这一倡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倡导的协议涵盖野生动植物贩运。“终结野生动植物犯罪全球倡议”认为,只要涵盖野生动植物,议定书的范围可以根据各国意愿尽可能广泛。二是,“终结野生动植物犯罪全球倡议”对“野生动植物”的定义包括所有野生动物、植物和真菌(fauna, flora, funga),因此覆盖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认定的九类环境犯罪中的三类。
译者注:九类环境犯罪为砍伐森林和伐木、噪音污染、捕鱼、废物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以及空气、土壤和废物污染(deforestation and logging, noise pollution, fishing, waste management, wildlife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of air, soil, and waste)
海洋中游动的野生鱼类,与森林中的树木或草原上迁徙的大象一样,都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却人为地将鱼类和木材贩运与其他形式的野生动植物贩运区分开来。当看到越来越多的高商业价值海洋物种和木材物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时,这种不必要的分类只会让人更加困惑。
或许,现在是时候在全球层面更好地整合野生动植物犯罪了?
尽管2020年“终结野生动植物犯罪全球倡议”启动时某些方面反应冷淡,但过去五年形势已发生显著变化——政府间对话机制现已稳步推进:
• 2021至2022年间,安哥拉、哥斯达黎加、加蓬和马拉维总统相继强力呼吁制定《野生动植物贩运议定书》,展现出非凡领导力;
• 2022年5月,安哥拉、肯尼亚和秘鲁向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CCPCJ)提交开创性决议,要求系统收集各国对议定书潜在效益的意见——回应国家中明确多数表示支持或持开放态度;
•去年巴西、法国和秘鲁向UNTOC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提交决议,将设立政府间专家组,研究新增议定书的可能性、可行性及价值。该授权为探讨“哪些环境犯罪可纳入议定书”提供了广阔空间。
当前,国际社会已积蓄一定动力,将野生动植物贩运及其他危害环境的犯罪纳入国际刑法框架——这本就是它们应有的归宿。
现在深入探讨《预防和打击野生动植物贩运议定书》(可能扩展至其他环境犯罪)的具体内容正当其时。当然,议定书内容最终需通过政府间谈判程序确定,但我们可借鉴现有资源来推测各国可能的考量方向。
这包括借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三项议定书的相关内容,还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墨西哥、莫桑比克和美国)的国内立法、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制定的《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立法起草指南》,以及欧盟近期出台的环境犯罪指令与欧洲委员会签署的环境犯罪条约。
需特别说明的是,欧盟指令与欧洲委员会条约虽具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须审慎对待其条款。两者谈判进程并非全球普适性(欧盟27国/欧委会46国)。其次,两者还针对具有本地影响的国内犯罪,而不仅仅是UNTOC聚焦的那些跨国性质的、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
一旦触及纯国内事务,国家主权问题便不可避免。我们固然可广泛讨论各类环境犯罪,但议定书必须锁定跨国性与有组织性两大特征。例如,UNODC虽将噪音污染列为环境犯罪,但其通常既不跨国也不涉及有组织犯罪。
不过,这两份欧洲法律文件仍贡献了前瞻性表述(如损害界定、刑罚标准、数据统计)。它们还揭示了一个关键点:虽然欧盟指令和欧洲条约的标题均采用“环境犯罪”这一统称,但实际操作中必须明确列出应纳入的具体刑事罪名。
由于无法在此简略涵盖所有犯罪类型,我们将聚焦于广义的野生动植物贩运(涵盖所有野生动物、植物及真菌)。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法律条款同样可适用于其他犯罪类型,尤其是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非法贩运。
若制定议定书,将自动适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全部条款,因此无需在议定书中重复这些规定。同时,议定书还将触发《联合国网络犯罪公约》框架下的全球电子证据交换机制。这意味着缔约国必须确保将“线上实施”的此类犯罪纳入刑事定罪范畴。
关于《预防和打击野生动植物贩运议定书》的具体设计,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方面进行探讨:
• 首次明确定义野生动植物贩运。与《关于人口走私的议定书》的情况相同,这将有助于各国采取一致的措施,并支持有效的国际合作。
• 规定应予刑事化的行为。
• 追究法人责任。
• 建立与危害程度相匹配的刑罚体系:除监禁外,包括补偿、社区服务令、罚款、修复与重建等创新性制裁。这将反映出提供更广泛刑罚选择的必要性,包括那些能够为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提供补救手段的选择。
• 授权对涉案人员实施签证拒签/撤销措施。
• 明确涵盖任何受到任何国际法或(更重要的是)任何国内法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包括鱼类和木材生产物种。
• 关于对被贩运野生动植物的捕获、获取、占有、购买、进口或出口,或从海洋中引进相关事宜的处理。
• 要求将任何在违反来源国国内法的情况下获取的野生动植物或其制品进口到一国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此举将彰显国家间显著的礼让精神(即相互尊重彼此法律)。这一原则可轻易扩展至包括矿产在内的所有自然资源。
• 追究违禁品运输方(无论通过空运、陆运或海运)的角色与责任。
• 核查文件(包括任何疑似被滥用的文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许多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只有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合法获取和交易。这一原则同样普遍适用于更广泛的自然资源领域。
• 将被扣押和没收的违禁品归还给原产国。
它还可以包含以下条款**:**
• 合作、培训和技术援助。
• 提高公众意识,并采取措施抑制需求。
• 情报共享。分享相关信息,例如关于活跃于贩运活动中的已知团体的信息、关于其隐瞒手段的信息、以及已知的运输路线的信息,还有立法方面的经验与实践情况。
• 共享法医样本。
• 完善环保人士与举报人的保护。
这些创新性条款将突破UNTOC现有框架。若能将这些具体条款纳入议定书,必将大幅提升国际协作效能。如前所述,一项议定书将激活《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框架下的所有可用工具。因此,它也将启动公约项下的实施情况审议机制。该机制旨在评估各国对议定书的执行情况。尽管目前这一机制尚不完善且有待改进,但其已具备基本框架,我们亟需通过开展工作来优化现有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若将鱼类物种纳入议定书管辖范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第73条第3款的要求,即需达成协议,将对专属经济区内违反渔业法律法规的行为处以监禁及其他体罚,也将得以满足。
我们知道现有的三项议定书对各国法律以及国际合作所产生的连锁效应,而且《影响环境犯罪的全球分析》报告表明,《巴塞尔公约》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所规定的义务与众多将废弃物和野生动植物违规行为定为犯罪行为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一项针对野生动植物贩运以及可能涉及其他危害环境犯罪行为的协定,并非万灵药。然而,基于我们目前的知识储备,我们必须提升此类犯罪行为的地位,并将其纳入联合国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框架之中,并在协定中明确列出实现我们目标所需的特定义务,其中一些内容已在上文有所探讨。
25年前,国际社会就已下定决心要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未来18个月,我们正面临将跨国环境犯罪纳入UNTOC框架的窗口期。我所代表的组织全力推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目标实现。
©赵宇 | 绿会融媒·“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图文无关)
关于作者:
约翰·斯坎伦(John E. Scanlon AO)是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经验丰富的领导者。约翰·斯坎伦现任大象保护倡议基金会(Elephant Protection Initiative Foundation)首席执行官、终结野生生物犯罪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Wildlife Crime)主席、国际环境法理事会(ICEL)执行主席,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国际顾问。他于2010年至2018年担任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秘书长。他是202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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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徐艳君
审核 | Linda Wong
排版 | 绿叶
参考资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