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院士口述录 第二篇】谢礼立②

一、学生时代：青年立大志 读书成良才

学生时代的谢礼立就意识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兴趣增加学习动力，并在学习中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尽管求学的经历并不算一帆风顺，但谢礼立坚持学习、不懈努力，不仅取得了非常突出的科研成绩，同时培养了勇于创新、敢于吃苦的研究精神，这也为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谈道:

1938年我在上海出生，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职员，因为抗日战争，银行整体分别迁往桂林、重庆等地，父母也随之西迁。我和哥哥因年幼留在上海由祖母照顾，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五岁时被送去上小学，那时候不懂事，不懂为什么要上学，学习也很不用功，上课不听讲，搞些小动作玩，一支笔一张纸可以玩几堂课，学业成绩很糟糕。整个小学阶段，就是稀里糊涂过来的，也不能说没学到东西，但确实很不用功，学习成绩也很差。我记得1949年小学毕业考初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只得了14分，幸运的是学校不管学生考多少分，一般都会录取，因此，我也顺利上了初中。

到了中学，便开始懂事了。我记得初二时，有一门课叫初等代数，学到因式分解，老师教得很生动，从一个式子变到另一个式子，好像在变魔术，让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后来又接触到几何、物理、化学，这些学科都是一个问题出现并解决后，又产生新问题，如此环环相扣。慢慢地，我对学习有了兴趣，甚至渐渐开始着了迷，不由得希望了解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多的知识，愿意多读书，所以每次上课之前我会先了解一下老师又会讲什么。一到星期天，我一定会去附近的新华书店，翻看各种各样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在课堂上每当老师提问时我就会抢着回答，回答对了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心里就美滋滋的很高兴，一旦答错了就很沮丧，特别是遇到其他同学能回答我却回答不了的问题时，会感到不是滋味。逐渐，我发现自己在学习中产生了新的性格特点，在潜意识中萌发了强烈的好胜、争第一的品性。也因为这个原因，更加促使自己不断努力，不仅要能回答问题，而且一定要比别人回答得好。特别是我还会经常给老师提一些问题，颇得老师的欣赏。

我上小学时，尽管不爱上学，学习成绩也不好，但是很喜欢听老师讲故事，特别是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到了中学，我也看了一些小说，中国的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外国的像大仲马、小仲马、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人的书，如《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雾都孤儿》《高老头》等，它们慢慢促使我的性格形成一种新的特点，比较崇拜讲义气、讲信用的侠义思想和侠义人物。

我在小学、中学，特别在中学时形成了性格中的三个方面:第一，因好奇对学习有了兴趣；第二，因好胜慢慢形成了争第一的思想；第三，重侠义，做人处事讲信用、讲义气。

临近高考时，我的很多老师，特别是数理化老师都建议我选读理科，考物理专业，加上自身也对理科很感兴趣，所以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核物理和核工程物理专业,报考的学校志愿第一是复旦大学，其次是清华大学，再次就是北京大学。我记得，当时填报高考志愿时，规定要填报十个专业，所以我填报的最后一个志愿是天津大学的市政建设类。之所以报考这个专业，是我有一个从未谋面的亲戚从国外回来后，在天津大学建筑系任教，从事土木建筑教学和研究，而且很有成就，当时可能受到他的影响。没想到后来被这个专业录取了，以后的人生也与这个专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谢礼立在祖国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激励下，在杰出科学家的感召下，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特殊年代，他的学业也受到了影响，但他始终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坚持读书学习。在校期间，他不仅本科学习成绩优异，而且还成为全校为数不多的完成教师进修班学业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人。他回忆道:

我是在1955年秋天上大学,而且被分入市政建设类的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专业。大学第一年，我对“土木”这个专业很不了解，觉得没啥意思，平时学习马马虎虎，对学习成绩也很不在乎，心想只需在临近考试时抱佛脚，对付及格就行。

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也就是1956上半年，有一次钱学森到天津大学访问，并给全校师生做报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到的印象。大家对钱学森都很崇拜，对他报告的每句话都仔细聆听。他在报告中讲了自己怎么念书，怎么搞科研，指出当前哪些科学问题很有前景，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而且特别鼓励搞土木和机械的学生要立志向科学技术领域进军。通过这次报告，我决心要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以他们为榜样。

同年，国家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和科研工作。整个校园也都充满了科研氛围，学校向全校师生提出了“安钻迷”的口号要求，倡导大家安心学习，要有钻研精神，要迷恋科学。学校和系里还组织成立了“学生科学协会”和“学生科研小组”，鼓励学生搞科研。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我开始思考人生意义，也逐渐确立了学习的目标，要像老一辈科学家那样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作点贡献。看清了学习的目标，我提醒自己应该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更多的知识，特别是因为过去闹专业思想，浪费了不少时间，今后一定要更抓紧时间学习。

与此同时，学校将一百多位各系各专业比较优秀的助教提升为讲师，并在校内给他们举办师资进修班，每周大概要上20节课。学校请了国内最著名的专家以及在华的苏联专家来校授课，讲解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重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开设包括实变函数、复变函数、高等理论力学、高等动力学、高等结构稳定理论等比较高深的课程。当时，一位跟我熟识的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很心动，希望也能有机会当旁听生进班去“蹭课”,但是也有些犹豫，因为进修课程的时间安排与我本科课程时间有冲突，可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吸引力太大了，我就鼓足勇气向系里的老师和领导反复请求，并保证一定不影响现有的课程学习。后来，经过多方研究，他们认为我的基础还可以，答应让我听课，但前提是不能影响我正常的本科课程学习；一旦碰到与本科课程时间冲突的情况，可以先参加“师资进修班”的课程，之后必须补上本科的课程，对于实验课，也要利用课余时间到实验宝补做实验，补交实验报告。就这样，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参加这个进修班，后来因为学校里政治活动比较多，能坚持下来的老师很少，不到十几个人，能全程参加课程学习和考试的就更少了，而我一直坚持到最后，并参加了结业考试，考试成绩也名列前茅，同时，我的本科课程也基本没有耽误。这样，我对学习越来越有兴趣，也越来越自信。

只要有机会就读书，只要一有空，我就偷偷跑到学校里基本上没人去的几个地方看书。也就是这样，我一直将这种“地下学习”的方法坚持到大学毕业。我是新中国第一批本科五年制学习的大学生，1955 年入学，1960年毕业，在这五年学习期间，我的学习成绩全部是优。

在大学期间，谢礼立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充分锻炼，也崭露出其卓越的组织和协调能力。这些，对他的成长有着深远的意义。他很有感慨地说:

到大二下学期，正赶上国家搞“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特殊年代，系里的辅导员动员我当班长，当时我并不愿意，但是又拗不过学校和系里的团组织、辅导员反复做工作，也就不得不当。我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起一直到毕业都担任班长，而且干得还不错，我们班经常被学校评为最佳班级，甚至被评为天津市先进集体。

这段经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呢?尽管我一开始心里很不愿意，但是经历了这个过程使我有机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并接受锻炼，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首先，知道怎样和周围的同学、老师打交道，怎么与部门和上级领导打交道，怎样把会议组织好，怎样动员和组织全班同学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去完成工作，怎样协调和其他班级的关系等。其次，每件工作都有不同的特点，我需要根据不同的特点安排好各项工作，厘清问题以及注意事项，此外，还要合理分配时间、提高效率，这些对我的组织能力、思维能力、全面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一种挑战和锻炼。我逐渐从一个只知道学习的“单纯”学生，到后来成长为能够处理好自己与周围关系的“社会人”。我会既考虑作为班长必须要组织全班去完成任务，也要考虑到大家的意愿和需要，使自己能融合到集体里面，带领大家一起做事情。我从原来不愿意搞社会工作，到后来意识到承担一些社会工作对我的成长弥足珍贵，不可缺少。

1959年我读大四，也刚好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当时全国兴起向国庆十周年献厚礼的活动。新年伊始，校党委发出号召，要求全校师生用科研成果向国庆节献礼。于是，系里把我调出来，加上机械系的两位同学组成三人小组，并由我当组长负责从事向国庆献礼的科研项目。

做什么题目呢?正好学校里有一位留学苏联刚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国的老教师，他告诉我们在苏联见到一种测变形的仪器，称为“气动引伸仪 (Пневматицеский прибор )”，他建议我们把这个仪器的样机做出来，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项目。

经过三人小组一个月的调研，我们初步搞清楚了所谓的“气动引伸仪”的原理和研发的技术路线：通过研制一种能发生稳定气流的仪器，将稳定的气流吹到受力物体上，当物体受到外力作用发生变形时，就会改变气流的压力和速度，我们再根据测出的气压变化值，推测出受力物体的变形大小。

经过昼夜奋斗、持续攻关，我们反复设计、加工、试验，不断修改模型和仪器，经过将近十个月的努力，终于把样机做出来了。虽然它比较粗糙，但是测试效果非常好，经学校鉴定认为基本达到国庆献礼的要求，所以学校就把这个项目报上去了。最终，这个项目被教育部批准采纳，并在北京举办的向国庆十周年献厚礼的成就展览会上展出,我也因此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对我来说，这段经历锻炼了我，虽然遇到很多困难，有时也感到很困扰、无助和郁闷，但也从中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很满足，也很有成就感。

临近毕业时，根据系里公布的方案，毕业去向可以有多种选择，一个是留校当老师从事教学工作，一个是到设计院搞设计，还有一个是到大庆的建筑工地当技术员，建设石油城。当时是1960年，正值大庆处于大规模建设初期，迫切需要大学生，我们毕业的同学有将近三分之一都到大庆去了。出于对新油田的向往，我也第一志愿申请去大庆工作。当时虽然也希望能留校或去科研单位，但由于竞争激烈，并不抱多大希望。就在这时系里领导突然找我，说位于哈尔滨的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土木建筑研究所需要人，他们觉得我比较合适，为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听到是去做研究，同时明确得知到那边当研究生，心里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新中国虽然有研究生制度但没有学位制度，没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当研究生也就是毕业后有一个研究生学历而已。但是，我依然很高兴，因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机会多念书。因此，当时没有任何顾虑，没有想到东北有多困难、多寒冷，也根本没想到远离家乡上海以及天津等大城市有多可惜，就高高兴兴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