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院士口述录 第三篇】赵梓森④

三、光纤通信实用化：标志着中国进入光纤时代

根据《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院史1974—1994》记载：“1976年11月中旬，我院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光机所联合用20多m长的光纤，进行了传送一路黑白电视的演示试验，图像清晰，还传送单路电话，声音很好，这在国内是首次试验。1977年，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上展出，并进行演示，效果很好，受到领导的重视。1977年3月，研制出第一根短波长0.85 µm阶跃型石英光纤。长度 7m，衰耗 300 dB/km，取得了研制光纤的第一次技术突破。1978年10月21日，我院临时党委召开扩大会，讨论办院方向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缩短科研战线，主攻光纤通信。”

而这个主攻任务自然就落到了赵梓森院士和他的团队身上。

第一根光纤拉出来，当然是很高兴，实际上第一根光纤不是一次拉出来的，一开始用折了的棒拉，拉的时候只有几十米长，那么后来随着棒越做越大，我们才能够拉出长度达公里数量级的光纤，大家当然高兴。玻璃丝（终于是）拉出来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就算你拉出来了，你知道这个玻璃丝在当时是什么水平？这个玻璃丝是有七项指标，光纤有七项指标，什么衰减啦、芯直径，还有什么弯曲度啊、柔软性啊，七项指标你根本没有仪表来测，你要测得指标合格了，才算是玻璃丝，是光导纤维。自己要做仪表，要做七种仪表，买不到的，因为没有这种仪表，外国也还没有这种仪表，外国都是他们科学家自己做的是吧？那么好，所以我们要做仪表，还要做激光器等。

有一个故事很重要，我们做了十几米的玻璃丝，然后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口号是“农业学大寨”，一个是“工业学大庆”，两个口号，可能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当时的邮电部部长钟夫翔，他说邮电工业学大庆，就搞了个“邮电工业学大庆展览会”。各研究所把各种先进的实验去北京展览，在北京展览馆，就是当时的中苏友好宫。那么我就知道了，好，我就拿我们拉出来的十几米玻璃丝去北京展览，而且我设计了一个电子线路来通黑白电视，那边放个黑白电视机，这边做个发送机，是吧？把黑白电视信号通过十几米玻璃（丝）就可以传送了。当时还在预展，还没有正式开幕，我在那里把摊子摆起来了。

在预展的时候，钟夫翔部长他们走过来了，就很惊讶地问，玻璃丝怎么能通信呢？他说赵梓森你走开，我要亲自把这个玻璃丝拿掉，看在没有玻璃丝连接的情况下，电视机有没有信号。我说你拿掉一定会没有信号，如果直接放上去，放不准，也不会有信号。因为在这里我没有像微调机构这样的精密设备，我是用橡皮泥把玻璃丝粘在上面，再用螺丝钉去慢慢调它，用了半个钟头才把它对准。如果你再拿掉了，你放半个钟头也不一定对得准。

他说他一定要试试。我说部长，要不你这样，你能不能下个礼拜来。我回去后就把橡皮泥螺丝钉还是固定在下边，因为我没有微调机构，只能搞个大的探测器，面积大一点，这样大些更好对准了，调整后就放在展台那里。钟夫翔部长没有忘记，真来了，他来了之后还是叫我走开，亲自把玻璃丝拿掉，果然信号没有了，后来把玻璃丝一放上去就有了，他笑了笑点点头。

然后回去两个礼拜之后，我们院里面收到个文件，是邮电部的文件，光纤通信是国家邮电部重点项目，实际上这个（是）国家重点项目了，党委书记和院长大吃一惊，你这个实验我们还不大重视，还不是我们院的什么重点项目，现在变成邮电部国家重点项目了。那么院长和党委书记都来问我了，赵梓森你看你光纤通信应该怎么搞？这个现在已经是国家项目了，我们一定要大力地支持。他们问我要多少人要多少钱？我说先不谈钱，全院的人都不够，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我们光纤通信做玻璃丝，做化学提纯，还有化学提纯现在都还不够纯。那么做出玻璃丝还要做七种仪表，接下来要搞一个仪表组，有了这个之后还没激光器和光检测器，要开个研究所搞激光器，要做光检测器，还要都能投产。还要有生产光纤的厂，光纤生产出来还要变成光缆，还要有一个光缆厂，不是这么几十米，要以公里来计，对吧？以前打电话是模拟通信，要变成数字通信，所以还要开一个研制数字通信机的研究所和生产这些设备的工厂，那么我们现在这点人都不够。后来院临时党委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全面铺开光纤通信研发，其他项目通通停止，然后我呢就变成副总工程师，那么总工程师是杨恩泽，他是搞毫米波的。杨恩泽总工程师非常好，本来光通信和毫米波通信项目是竞争的，我搞光通信，他搞毫米波通信，后来就一起搞光通信。后来他年纪大了，我就变成总工程师了。所以邮电部的支持和武汉院确定的方向，使得我们光纤通信大翻身，我们院整个成为光纤通信的基地。

“八二工程”是我国第一个实用化的光纤通信工程，也是我国光纤通信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举全中国之力，努力破解光纤通信难题。包括赵梓森院士在内的我国科技工作者团队，为中国光纤通信实用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八二工程”是中国第一个用光纤通电话的老百姓打电话的工程，叫实用化的光纤通信，这是因为1978年我们已经改革开放了，我们全院都已经在搞光纤通信了，工厂也生产出公里级的光纤，公里级的光纤光缆生产出来了，1976年的时候，我们在院里面布了一条光纤光缆的通信线，我们院里面人可以打电话，当时还有好几个地方（比如）上海想跟武汉院竞争，他们都比我慢，还有成都，成都也跟武汉院竞争，他们都比我们慢两到三个月，我们是最早的在院里面打电话，是我们科技人员打电话，（但这个）不算数，邮电部说要真正地让老百姓打电话才算数，他们也感觉到武汉院是全中国光纤通信最早最快的一个单位，就把“八二工程”给了武汉院。

那么我们一定要在1982年让武汉三镇老百姓打通电话。实用化工程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光纤制造，不是实验室里面做的光纤，是要工厂生产的能够重复生产的光纤光缆，第二，这个工程是邮电设计院设计，第三，施工是邮电部第三工程公司来施工。打电话是通过电信局安装的通信设备，武汉和上海两家工厂共同生产通信设备，如光通信机、通信机和数字通信等设备都要安装到电信局，让老百姓真正去打电话。

结果我们在1982年12月31日打通了，有上海的机器，有武汉的机器，但是光纤光缆全是武汉的，所以当时电信局就有两个机器，一个是武汉的，一个是上海的，都通了，这个是全中国第一套，真正是老百姓打电话的一套光纤数字通信系统。

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创建于1988年5月，由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荷兰德拉克通信科技公司、武汉长江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公司总部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二路四号，占地面积达17万㎡，是当今中国产品规格最齐备、生产技术最先进、生产规模最大的光纤光缆产品以及制造装备的研发和生产基地。当时武汉院代表邮电部参与了长飞光纤的筹建，赵院士全程参与了和外资企业谈判的过程。

我们当时已经可以自己做光纤了，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邮电部要搞合资公司，因为全中国都是这个方向。我们做光纤，要跟外国合作，要跟美国康宁合作，要跟日本住友合作，要跟荷兰合作。先是跟康宁谈，我去谈判了，康宁做光纤要用氦气，氦气的保护比较好，当时中国很少有氦气，美国的氦气很多很便宜，那么一谈要氦气，我们一算，用氦气的成本高得不得了，不能从美国引进，那么谈不成。后来跟住友谈，他们同意合作，就准备签合同，我说签合同要把我们的光纤指标写上，但日本人不肯写指标，哪能这么便宜让我们写上自己的指标呢，他不让你写指标让你做不成好的光纤，这样钱也收了，你也做不成好的光纤，所以也没有谈成。跟荷兰飞利浦合作，他们什么都同意，我们就可以合作了。实际上和飞利浦合作，人家说，赵梓森啊，你们可以自己生产光纤了，为什么还要合作呢？我们说这是国家的政策。跟飞利浦合作，有个什么好处呢？他们的技术水平没有我们高，我们做出来的产品不比飞利浦差，反而比飞利浦好。我们跟飞利浦合作得到的好处是什么？飞利浦拿来的车床是不锈钢的，我们的车床是普通的钢，都是通过改造生产的，两年之后就坏掉了，锈蚀了，精度就没有了，就得重新来。他们的不锈钢可以多用很多年，我们拿来之后就加以改造，我们的技术比飞利浦高，改造好后就变成了我们的车床，所以我们和飞利浦就开始合作了。

改造好了飞利浦的设备后，我们生产的光纤比他们的质量好，价格比他们便宜，产品卖得比他们好，赚钱比他们还多，他们自己就不搞光纤了，他们有25％的股份，靠长飞公司的就可以了。长飞公司原来是武汉院的，后来国家体制改革，划到了后来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当时的邮电部部长吴基传不舍得长飞光纤制造，所以就给了中国电信，算是生产业，不是制造业，长飞公司就这样和我们分开了。

所以我们损失了不少的人才，后来我们又重新组织一帮人来组建光纤光缆厂，长飞公司就是这么一回事。

武汉光谷在中国乃至世界如今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据说“光谷”这个名字的由来和赵院士也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作为中国光纤通信技术的主要奠基人和公认的开拓者，主持建设了中国第一条光纤通信线路，并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将武汉建设成光电子产业基地。提到“光谷”名字的由来，赵院士和我们娓娓道来。

“光谷”这个名字跟光纤通信的关联，还有它的来历，“光谷”这个提法一开始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黄德修教授1998年提出来的。美国有个硅谷，中国应该有一个光谷，当时他说了没人听也没人管。但正是因为黄教授的建议引起了新中原高级工程师许其贞的注意，当时的中原厂在汉口四唯路，工厂很大。许其贞是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常委，他就把黄德修教授的建议写成了一件提案，说中国应该有一个光谷。政协委员的提案国家是要讨论的，要实施的。提案一经提交，国务院国家计委等部委非常重视，组织了很多的讨论，讨论说中国应该有一个光谷，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到底干什么、怎么做？一讨论，很多地方就去争了，长春有一个长春光机所，王大珩是名誉所长，是著名科学家，他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他说应该放在长春，上海说应该放在上海，广州说应该放在广州，武汉说应该放在武汉。

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等领导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了一个讨论会，把我们很多科学家都找去了，讨论我们要不要去争取中国的光谷放在武汉，我就说不要争算了，因为王大珩他是光学的祖师爷，中国的光学之父，我们跟他老人家去争，跟老前辈去争不好吧。当时省委书记也不是不希望去争，说我们就叫武汉中国光谷，其他地方叫长春中国光谷、广州中国光谷什么的我们管不了。省委书记既然这样讲了，我们也不好反对是吧？

后来国家计委批下来了，批下来的文字是中国光电子产业基地，但老百姓喜欢叫光谷，这是老百姓的通俗语。那么这个国家计委为什么批到武汉，不批长春呢？我就想了，王大珩是著名科学家，他是中国光学的祖师爷，他的光学是几何光学，是做望远镜的，天文望远镜、照相机镜头，我们研究的光学叫量子光学，是激光器通信传输，所以是现代的光学。他是古典光学，现在是要发展量子光学，所以批到我们这里来了。后来光谷广场、光谷路什么的就都搞起来了，光谷就是这个意思，光谷的来源就是这个。

因为在光纤通信领域的杰出成就，赵梓森院士经常被人称为“中国光纤之父”，并且到过很多国家进行交流学习，谈到当年一段关于国际交流学习的趣事，赵院士兴趣盎然，还起身给我们翻看当时的一些照片。

中国有了光纤通信，打破了“巴统”在通信领域对中国的封锁，开始有了国际交流。我交流学习到过很多国家，比如英、美、法、德、意、日，不过俄罗斯没去过，澳大利亚也没去过。芬兰是最远的，最北面的是芬兰、匈牙利，还有瑞士和瑞典，南美洲最南边的就是巴西。

有这么一件事，我是上海交大三年毕业，研究生也没有念过，学历很低。邮电部领导说赵梓森倒是好（很好的意见），搞了光纤通信有功劳，但是他学历太低，派他到美国去留学。要派我到美国留学，结果美国来了一个美国科学院院士厉鼎毅，跟我面谈了，我以为要去留学了，他跟我谈，他说赵梓森啊，你不是去留学，你是光纤中国光纤通信的创始人，怎么能到美国留学呢？你的地位很高，你怎么能去留学？是去参观。所以邮电部不了解，我也不懂，我以为是留学。厉鼎毅是位美籍华人，年纪比我大，他是美国光纤通信的创始人。

到美国后他把我带到美国贝尔实验室去参观，并且让我住到他家里，不是住旅馆，住在家里那是很优待的。我一看他家里，哦，这个房间里有宋美龄的题词。厉鼎毅的太太呢，是原国民党时期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女儿。我在初中的时候，上海市市长是叫吴国桢，我去做那模型飞机得了个第6名，上海市市长来发奖，一看我这个小孩这么小，他看到我做的模型飞机比我个头还大，他说飞机这么大是你做的吗？拍拍我的脑袋，我说这个飞机是我做的。我一看厉鼎毅太太跟她的父亲很像，我说我见过你的父亲，还讲了这个故事，所以厉鼎毅跟我很友好。很可惜的是厉鼎毅几年前因滑雪时突然发病去世了，真是可惜。我这里还有厉鼎毅的照片。

还有一些从事通信的美籍华人和我们院进行过学术交流，如美国科学院院士田秉耕、光通信专家李天培等。发明长波长激光器的谢肇金博士和我们院合作，于1980年建立了合资公司，后来改名叫武汉电信器件公司，生产的激光器和检测器在国内是独占鳌头的。